聽說、轉述可以立案？南投日新國中校事會議；關鍵視頻未被保全，疑點重重

墨新聞｜記者游宏琦／高雄報導

黃老師案疑點重重：從聽說、轉述 、聽聞，就立案調查、再普發問卷到體罰、性騷與解聘；一場校園調查；疑似有多重瑕疵。

記者／游宏琦 專題報導

一宗足以摧毀教師名譽與教職生涯的校園案件，立案起點竟不是被害人申訴，也不是被具名檢舉，而是「老師轉述學生聊天內容」，再加上一句「學生聽說」。依黃老師提出的校內資料，本案於113年2月26日中午12時5分；

《訓育組長，經老師「轉述」學生下課聊天內容，學生「聽說」一名約近40歲、早已畢業多年的學長，提及黃師多年前疑似言語不當，且「當年已有處理」。》以此轉述與聽聞⋯⋯⋯
學校仍先行通報，案號2834368，並於113年3月5日性平會後決議對在校生實施普查。

也就是說，這起後來一路延伸為性平、校事、考核、停聘、記大過、被停職、解聘的案件；最初並非建立在直接的指控或檢舉上，而是建立在「聽說、轉述、舊聞重提」的 訊息鏈。黃老師質疑，這樣的開端本就薄弱，校方卻在後續程序中迅速將案件推向性騷擾與不適任教師的高度，整體調查從一開始就帶著強烈的預斷色彩。  

更具爭議的是，黃老師主張，113年4月17日下午第六節下課後，他被通知進入校長室，現場包括校長蕭進賢、學務主任謝欣茹與人事主任王佩珊；校方告知其涉有性平事件，並要求他只能請事假接受調查，不得以調課、調離職務或其他方式處理。黃師表示，當時第七節課甚至已先安排代課教師，等於在調查尚未完成前，他就先被實質抽離教學現場。

更離譜的是，先是被校長強迫「請事假」離校；後面校方再以「事假太多」為由予以評核考績為「丙等」。

《關鍵證據，監視器畫面》

關鍵證據去哪了？當事人7日內三度請求保全　校方卻說「自然更新」，無法提供！

若說本案最直接、也最可能釐清真相的證據是什麼，答案恐怕不是問卷，也不是轉述，而是監視器畫面。

4月15日發生於走廊公共空間、黃老師因涉及向女學生的「推頭事件」，被定義為性騷擾。

在他4月17日被要求離校後，即透過LINE與電話持續向校方主管請求調取並保全相關監視器畫面；4月17日、4月18日、4月22日都曾提出要求。依其提出的對話內容，4月22日他再次請求「主任麻煩你擷取檔案一下了」，而校內總務主任，慶華主任則回覆，調監視器畫面的權責在學務處，總務處僅負責硬體建置。這代表，在案發後一週內，校方至少已有主管知悉當事人正在要求保全影像。

然而，校方後續抗辯卻稱，影像僅保留14天，未留存屬自然更新。問題就在於：若事件發生於4月15日，而黃老師從4/17～4月22日即多次明確請求調取，距案發僅7天，仍在校方自己所稱的保存期內。這也使本案浮現另一道重大疑點：究竟是影像真的自然覆寫，還是校方在知悉爭議存在、且當事人已明確要求保全後，未及時完成最基本的證據保全？

「聽說」立案後又普發問卷　調查是在查明真相，還是在蒐集定罪材料？

黃老師在文件中強烈質疑，本案後續對在校生實施普查，本質上更像是一種先射箭、再畫靶的調查方式。依其陳述，學校不是先掌握具體且可檢驗的事證，再依程序調查，而是在傳聞通報後，直接以普發問卷蒐集學生資料，進一步擴大案件輪廓。  

黃老師提出的答辯內容更進一步指出，後續解聘程序的開啟，實際上也始於113年4月18日的校園問卷，當中有6名學生勾選有被體罰情況；但問卷本身題目為何、學生是否充分理解題意、填答時有無不當暗示、所述情形是否屬於體罰，都未被充分釐清。他質疑，以這種高度不確定、且後來連教育部都已廢除的問卷制度，作為重大懲處程序的開端，本身就充滿疑義。

從打手心，到學生「跪地求饒」？從推頭、拍肩到「性騷擾」？調查敘事是否被放大，越走越偏？

本案另一項最刺眼的爭點，是調查敘事是否在不斷擴張。

黃老師並未完全否認自己曾對個別學生有過失當管教，但他強調，相關情節並非普遍發生於全班，而是主要集中於I生、J生等少數個案，且兩案均有家長知情、同意甚至請託的背景。他提出的資料中，包含與J生家長多次就畢業資格、學習情況與偏差行為溝通的紀錄，也包括J生家長拜託老師管教、並請J生把教具（藤條）帶到學校交給黃師的說明；另有I生家長同意老師管教學生，以及I生長期遲到、常請假、不配合班級管理的日常溝通紀錄。

也正因如此，黃老師方面質疑，原本具有特殊背景的個別管教（黃老師表示，對於I 、J兩名學生也僅有1～2次給予體罰），最後卻在調查中被擴寫為長期、廣泛、具霸凌與不適任性質的整體圖像。從打手心是否真的被一路放大成「跪地求饒」？推頭、拍肩是否足以直接被定性為性騷擾？文件所呈現的，是黃老師對整個調查敘事持續升高、卻未見相對應客觀佐證的強烈不滿。

「10人訪談、13人被打」　這份調查報告為何連基本統計都出現問題？

如果說程序開啟與證據保全已經引發質疑，那麼調查報告本身的統計方式，更讓黃老師一方直指「報告不實」。

依其提出的答辯內容，調查報告一方面寫出「有被打過的比例高達13人（60%）」，另一方面，實際受調查學生卻僅10人；而且其中A、C、G等學生明確表示未曾遭打，另有多名未受訪學生卻仍被納入「遭打人數」統計。黃師並指出，報告中關於責令學生採取特定動作的描述，還出現一天50下、100下，甚至一週300下、500下等誇張數字，與導師每日可運用時間、學生實際到校時間及一般校園作息明顯不符。  

若這些比對無誤，問題已不只是「數字不好看」，而是：未受訪、未查證、互相轉述的內容，是否被拼湊成足以支持解聘的結論？黃老師因此主張，這份報告在證據取捨與事實認定上，存在明顯的選擇性採信與過度推論，不只傷害其名譽，也直接成為後續最重處分的基礎。

一天完成8人訪談　調查是在釐清，還是在快速收斂結論？

除統計失真外，黃老師也質疑調查節奏本身不合常情。

根據其115年1月23日教評會陳述意見書，調查小組於113年5月11日進行會前會與實體調查，並在同一天內調查A、B、C、D、E、F、G、H等8人，5月15日再補充訪談。黃老師方面質疑，在內容龐大、指控繁多的情況下，一天內密集完成大量學生訪談，究竟是逐一細緻釐清，還是快速收斂成固定敘事；尤其訪談摘要結構相近，更讓人懷疑是否存在誘導、提示甚至從眾效應。

他進一步主張，部分學生供述本就前後矛盾，卻未被報告嚴格區分「親眼所見」與「聽他人轉述」的差異，連下雨時是否仍在操場等具體情節都未詳查，卻仍被整體採信。若調查小組的角色本應是查明，而非審判，那麼這樣的訪談方式與報告結構，是否已偏離中立與審慎的要求，自然成為外界檢視焦點。

調查委員為何重複出現？

程序轉換後，真有重新調查嗎？還是依循心證，再走一次程序罷了？

黃老師對調查委員組成也提出嚴厲控訴。

依其陳述意見書，案件原先由校方直接派員調查，後來因認定可能涉及更重的處分，才改由校事會議組成調查小組，並報請主管機關推舉學者專家名單。然而，他質疑，在程序轉換後，最後入列的三名調查人員竟與前一階段重複，等於形式上變成「重新組成」，實質上卻仍由同一批人續行判斷。他並援引「避免預斷」的觀點，主張這樣的程序安排，使報告自始就有公正性瑕疵。

這也讓本案出現另一個關鍵追問：當案件已進入足以改變教師身分、甚至導向解聘的程序時，調查究竟有沒有真正重啟？還是只是把原有判斷換個程序外衣，走個程序，繼續往同一個結論前進？

沒有看見具體學生心輔資料，也沒有看見體罰驗傷單？就能直接說「身心侵害」與「解聘必要」嗎？

黃老師方面認為，這是本案最值得法律上重新檢驗的一刀。

在其文件中，他明確區分：體罰是否成立，與是否已達《教師法》第15條第1項第3款所稱「造成身心侵害、有解聘必要」，其實是三個不同層次的判斷。他主張，調查報告雖以高度負面語氣（跪地求饒）、（多人曾受體罰）描述學生受創，但未見具體醫療診斷、也沒有學生完整輔導資料，學校也未啟動足以對應「受侵害學生」的三級輔導機制；甚至在調查前，部分學生仍與老師互動正常。若沒有更強的支持性證據，僅憑問卷、學生的陳述與主觀感受，是否就足以支撐最重的解聘效果，顯然仍有爭議。

他進一步主張，校方後來援引「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」處理時，也幾乎跳過輔導程序，甚至把黃老師「否認部分指控」，直接推論為「態度不佳」「無輔導改善可能」。這種從個別爭議一路跨越到對整體人格不適任的法律評價，是否得當？

黃老師強烈要求：重啟調查，還原真相

從「老師轉述、學生聽說」的立案起點，到普發問卷蒐集資料，再到監視器未保全、統計失真、調查委員重複、個別管教被擴寫成整體人格不適任，黃老師目前對校方及調查委員提出的，不只是情緒性控訴，而是一整套針對程序、證據與法律評價的系統性質疑。  

對黃老師而言，本案已不是單純「老師有沒有做錯事」的二分法，而是一場必須重新檢視：立案理由是否足夠、問卷是否具誘導性、影像是否被及時保全、訪談是否中立、統計是否可靠、最重處分是否與事實相稱的程序正義之戰。也正因如此，他強烈要求重啟調查，讓那些至今仍未被釐清的疑點，回到可受檢驗的程序裡被一一查明。

 

《新聞免責聲明》

本文係由黃老師主動提供相關資料，希望透過墨新聞，媒體平台給予一個發聲空間；也讓大眾可以透過證據的呈現看見事情的各種面向。

黃老師表示，已經委由律師向學校及有關人員進行法律救濟。惟最後結果，仍待司法還原真相。本文論述，不代表最後結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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